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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5日,雷山县永乐镇开屯村与贵州省虹博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生矿群矛盾纠纷。永乐镇开屯村共有6个自然寨,15个村民小组456户2092人,2010年全村耕地面积1420.805亩。20世纪90年代该村曾有村民私自在矿区采矿,后由于有关部门制止才停止下来。2007年1月,贵州虹博矿业有限公司依法取得了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矿产资源勘察许可证》,2008年在雷山注册成立公司,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加工及经营。该公司自2011年12月在永乐镇的开屯村进行探矿以来,开屯村民以担心该公司建选矿厂可能引起环境污染和探矿可能引起水位下沉影响水源而多次阻工,经县、镇组织开展教育疏导工作,事态得到稳定。2012年3月15日,在了解到公司在新建工棚的情况下,有100余名开屯村民陆续前往公司建在永乐镇和桃江乡交界处的选矿厂工地。中午12时左右,永乐镇政府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干部赶赴现场开展劝解工作。在工地现场,村民要求公司将新建的工棚拆掉,遭到公司拒绝后,村民情绪较为激动。为控制事态,永乐镇政府组织干部拆除1个工棚后,村民不再同意让干部拆棚,而要求由公司自行拆除并承诺不再复工。永乐镇政府当即通知公司拆棚,但公司以没有民工为由未拆除。在镇政府劝解未果后,村民先是将该公司3个工棚烧掉,后将公司办公和生活用品丢出室外,导致村民与公司有关人员发生冲突,冲突中有9名村民被公司人员砍伤。3月16日,是永乐赶集日。11时许,开屯村部分村民到永乐镇政府上访,接到消息后,永乐镇干部主动前去接访,在接访过程中部分村民情绪激动,不听干部劝解,要求干部去现场说明情况,引起赶集群众围观。在县、镇工作人员的悉心疏导和劝解下,聚集的赶集围观群众和上访村民逐步散离,期间没有发生矛盾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共雷山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黔东南州政协副主席、雷山县委书记吴育标和县委副书记、县长袁刚立即作出指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县长巫贵生立即组织政法、维稳、公安、信访、卫生医疗等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和救助工作:一是公安机关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对涉嫌犯罪人员进行有效控制。目前,包括公司主要负责人在内的14人被刑事拘留。二是对受伤的9名村民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救治,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医护小组开展救护工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时看望和慰问了受伤村民。三是成立工作组,由县委副书记牵头负责进村入户开展群众思想教育宣传工作。四是加强信访维稳宣传工作,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目前,当地社会秩序稳定,群众生产生活正常。受伤人员得到有效医治,均无生命危险,已有1人出院。具体案情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谈到医科学生就业问题时,用了“严峻”二字。她说,大多数学生选择考研,本科生找工作很困难,其中不少本科毕业生选择转行。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一面是中小医院难以“娶”到新人,一面是大部分医科毕业生又很难“嫁”出去。去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排名前十位的本科专业中,临床医学以23.1%排在首位,中医学以18.4%排第六,前十名的本科专业中仅医学就占据了两个。而在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排名前十位的高职高专专业中,同样是临床医学以28.5%位居首位。就业难,难在“高不成低不就”。在我国,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现象比较严重,基层医疗机构也亟待充实大批医疗人才。但这些基层医院,尤其是边远山区,自然条件差,收入待遇低,难以吸引医学生前往就业。大量学生都希望留在城市和大医院,然而这些用人单位往往竞争激烈,人员饱和。我们没有理由去责怪毕业生这样的“择业观”。现实明摆着,基层医院各种条件不如城市大医院,没有可观的待遇,少有晋升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户籍、社会保障等各种现实问题,短期仍难以破解。怎么办?最为根本的是,要改变公共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的现状。毋庸讳言,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而其中有80%的优质医疗资源又集中在大城市。尽管这些年农村卫生院加快了建设速度,病房、医疗仪器等硬件设施不断改善,但因缺少优秀的医生和技术手段,仍远不能满足群众的看病需求。很多农民群众不得不千里迢迢赶到大城市。据统计,目前北京大医院里外地就医患者约占60%。“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似乎无法消减。除了要加大投入,基层“缺医少药”,关键在“人”。激励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当前,对大学生村官,我国已有了比较完善的激励制度。那么,是不是可以推而广之,让大学生村医也有类似的优惠政策?比如,应明确下基层大学生村医的补贴标准、考核方式、社会保障、户籍迁移,为他们在晋升、求学、培训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扶持政策和便利条件。早在上世纪60年代,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并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号召。他也曾说道,卫生部不要只为城里人服务,否则还不如叫“城市卫生部”。时间过去了47年。诚然,成绩不容抹杀,中国人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先进的医疗理念与卫生观念正在形成。新农合成就斐然,尤其新医改三年,“全民医保”初步实现,可以说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全民基本安全保障网”,我国对医疗卫生保障及机构方面的投入规模之大更是前所未有。中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的比重从2008年的40.4%降至2010年的35.5%。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城市与农村的医疗事业依然有着霄壤之别。当前医改也还有诸多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医药分开、管办分开,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明确了公立医院改革的任务。然而,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还需要改革付出更多努力。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深有感触地说:革除以药补医绝不是“孤军深入”,只有勇于首先改革自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才能得到兄弟部门的支持。“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是中国医改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从现实看,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难在短期破解。城市在医疗、教育、交通、信息、就业等各方面的绝对优势早已根深蒂固,从近年来现状看,医疗等公共资源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科学进行规划设计,需要深化管理体制、补偿机制、激励机制、人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在两会闭幕后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对“公平正义”的论述意味深长——“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确,在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47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已跨过10万亿元的今天,如何补上各种“短板”,如何让发展惠及更多百姓,如何让增长多一些效益,都需要我们付出更艰苦的努力。(光明网-《光明日报》) 19日,浙江温州市泰顺县政府发布第4号公告中称,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集中登记暂告一段落,至本月15日共有5207名债权人申报了债权。其间,“立人”董事长董顺生向公安机关主动交代了以个人名义投资的其他9项资产。(成都晚报) 分配不均 投入不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看病难”、“看病贵”再次成为广大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各地患者涌入大城市就医的现状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医药分开、管办分开,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明确了公立医院改革的任务。但如何厘清各方利益关系,均衡公共医疗资源分配,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 财政投入不足问题依然存在本月初,来自河北的患者王华琳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骨科看关节病,为了看上专家号,她从来之前的两个星期就开始预约。从挂号、做核磁检查、开药,整个过程下来,医药费共用了近4000元钱。“现在看病太贵了,医生给开的两种药都不属于医保范围报销的品种,只能自己承担了。”王华琳说。随着“医改”的深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较大成效。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指出,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从2003年16.96%提高到2010年的28.56%。然而,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管理处副处长李蓉指出,根据财政部《中国财政基本情况(2008)》和《中国财政基本情况(2010)》的统计,1978年-2009年,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从0.011万亿元增长到1.754万亿元,人均从11.45元增长到1349.23元;而2009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为3994.19亿元,人均为307.24元,财政人均支出占人均卫生费用的22.77%。“因此,除去社会支出,居民个人支出比例依然较大,是全球看病个人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李蓉说。而在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虽然增长比例惊人,但是却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以沿海某家附属三甲医院为例,2008-2010年,国家财政补助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39%、2.66%和4.44%,而某市的一家三乙医院,近三年的财政补助,仅占医院总收入的1.5%、0.36%和0.45%。由于国家财政补偿不足和物价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公立医院运营成本逐年增加,使公立医院依靠业务收入维持收支平衡,医院这种收支结构导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加剧了老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也严重制约了公立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总投入严重不足。”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教授黄峻表示,我国2009年卫生事业总开支约1.3万亿,仅占GDP的2.3%,低于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要求的3%。看病贵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密切相关,总体上来看,卫生事业开支这一块太薄弱,与实际需求相比远远不够。对此,李蓉建议,要加大财政投入,调整投入结构。要根据医疗服务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需求,坚持公益性原则,建立相应的筹资方式、量化指标和投入机制。同时,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力量,逐步完善筹资投入机制、补偿机制、医保政策和价格体系。抗菌药使用率是英美的2到3倍 过度医疗状况如何改变“最近看病的经历让我非常生气。”前不久,北京居民申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就医的过程:“我颈椎不舒服,就去一家二级甲等医院做检查。医生什么也没说,就先做了B超、血液检查,之后又开上数百元的消炎药。”“医生会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我老实地说有,于是她就开了好几行字的中西药,一算有六百多元,”申女士深感不满。申女士的经历是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存在的过度医疗问题的典型案例。调查发现,抗生素使用、植入性医疗器械、大型设备检查及重症监护已成为过度医疗的重要领域。在北京某医院的一张清单上,记者看到,“髋关节置换手术”入院8天治疗费用总共为50045元,而“心脏支架手术”住院9天的费用则为78639元。其中,两个手术中代表医护人员劳动的诊疗、手术、护理费三项总计分别为2.66%和1.25%,而两个手术中材料费及化验检查费分别占了83.87%和93.49%。“这种价格结构畸形的现状,一方面导致了个人承担的费用过高,另一方面,国家要花5-11年培养一名专业医生,而这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劳动,价格如此低廉,在世界少见。”李蓉说。据统计,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而我国近5年内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在67%-82%之间,是英美发达国家的2-3倍。“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诊疗成为过度医疗的突出表现。”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主委吴刚说,而过度医疗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不完善。“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主要靠医疗服务收入、药品耗材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长期以来,由于财政投入不足,补偿机制又未建立,医院只能靠药品盈利来运行。”李蓉说,据统计,2002年-2009年,北京市直属医疗机构工资总额的构成中,财政拨款比例只占10%,90%的工资经费要靠医院的盈利收入 提供幸运飞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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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5日,雷山县永乐镇开屯村与贵州省虹博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生矿群矛盾纠纷。永乐镇开屯村共有6个自然寨,15个村民小组456户2092人,2010年全村耕地面积1420.805亩。20世纪90年代该村曾有村民私自在矿区采矿,后由于有关部门制止才停止下来。2007年1月,贵州虹博矿业有限公司依法取得了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矿产资源勘察许可证》,2008年在雷山注册成立公司,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加工及经营。该公司自2011年12月在永乐镇的开屯村进行探矿以来,开屯村民以担心该公司建选矿厂可能引起环境污染和探矿可能引起水位下沉影响水源而多次阻工,经县、镇组织开展教育疏导工作,事态得到稳定。2012年3月15日,在了解到公司在新建工棚的情况下,有100余名开屯村民陆续前往公司建在永乐镇和桃江乡交界处的选矿厂工地。中午12时左右,永乐镇政府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干部赶赴现场开展劝解工作。在工地现场,村民要求公司将新建的工棚拆掉,遭到公司拒绝后,村民情绪较为激动。为控制事态,永乐镇政府组织干部拆除1个工棚后,村民不再同意让干部拆棚,而要求由公司自行拆除并承诺不再复工。永乐镇政府当即通知公司拆棚,但公司以没有民工为由未拆除。在镇政府劝解未果后,村民先是将该公司3个工棚烧掉,后将公司办公和生活用品丢出室外,导致村民与公司有关人员发生冲突,冲突中有9名村民被公司人员砍伤。3月16日,是永乐赶集日。11时许,开屯村部分村民到永乐镇政府上访,接到消息后,永乐镇干部主动前去接访,在接访过程中部分村民情绪激动,不听干部劝解,要求干部去现场说明情况,引起赶集群众围观。在县、镇工作人员的悉心疏导和劝解下,聚集的赶集围观群众和上访村民逐步散离,期间没有发生矛盾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共雷山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黔东南州政协副主席、雷山县委书记吴育标和县委副书记、县长袁刚立即作出指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县长巫贵生立即组织政法、维稳、公安、信访、卫生医疗等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和救助工作:一是公安机关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对涉嫌犯罪人员进行有效控制。目前,包括公司主要负责人在内的14人被刑事拘留。二是对受伤的9名村民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救治,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医护小组开展救护工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时看望和慰问了受伤村民。三是成立工作组,由县委副书记牵头负责进村入户开展群众思想教育宣传工作。四是加强信访维稳宣传工作,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目前,当地社会秩序稳定,群众生产生活正常。受伤人员得到有效医治,均无生命危险,已有1人出院。具体案情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谈到医科学生就业问题时,用了“严峻”二字。她说,大多数学生选择考研,本科生找工作很困难,其中不少本科毕业生选择转行。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一面是中小医院难以“娶”到新人,一面是大部分医科毕业生又很难“嫁”出去。去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排名前十位的本科专业中,临床医学以23.1%排在首位,中医学以18.4%排第六,前十名的本科专业中仅医学就占据了两个。而在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排名前十位的高职高专专业中,同样是临床医学以28.5%位居首位。就业难,难在“高不成低不就”。在我国,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现象比较严重,基层医疗机构也亟待充实大批医疗人才。但这些基层医院,尤其是边远山区,自然条件差,收入待遇低,难以吸引医学生前往就业。大量学生都希望留在城市和大医院,然而这些用人单位往往竞争激烈,人员饱和。我们没有理由去责怪毕业生这样的“择业观”。现实明摆着,基层医院各种条件不如城市大医院,没有可观的待遇,少有晋升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户籍、社会保障等各种现实问题,短期仍难以破解。怎么办?最为根本的是,要改变公共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的现状。毋庸讳言,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而其中有80%的优质医疗资源又集中在大城市。尽管这些年农村卫生院加快了建设速度,病房、医疗仪器等硬件设施不断改善,但因缺少优秀的医生和技术手段,仍远不能满足群众的看病需求。很多农民群众不得不千里迢迢赶到大城市。据统计,目前北京大医院里外地就医患者约占60%。“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似乎无法消减。除了要加大投入,基层“缺医少药”,关键在“人”。激励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当前,对大学生村官,我国已有了比较完善的激励制度。那么,是不是可以推而广之,让大学生村医也有类似的优惠政策?比如,应明确下基层大学生村医的补贴标准、考核方式、社会保障、户籍迁移,为他们在晋升、求学、培训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扶持政策和便利条件。早在上世纪60年代,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并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号召。他也曾说道,卫生部不要只为城里人服务,否则还不如叫“城市卫生部”。时间过去了47年。诚然,成绩不容抹杀,中国人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先进的医疗理念与卫生观念正在形成。新农合成就斐然,尤其新医改三年,“全民医保”初步实现,可以说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全民基本安全保障网”,我国对医疗卫生保障及机构方面的投入规模之大更是前所未有。中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的比重从2008年的40.4%降至2010年的35.5%。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城市与农村的医疗事业依然有着霄壤之别。当前医改也还有诸多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医药分开、管办分开,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明确了公立医院改革的任务。然而,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还需要改革付出更多努力。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深有感触地说:革除以药补医绝不是“孤军深入”,只有勇于首先改革自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才能得到兄弟部门的支持。“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是中国医改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从现实看,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难在短期破解。城市在医疗、教育、交通、信息、就业等各方面的绝对优势早已根深蒂固,从近年来现状看,医疗等公共资源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科学进行规划设计,需要深化管理体制、补偿机制、激励机制、人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在两会闭幕后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对“公平正义”的论述意味深长——“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确,在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47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已跨过10万亿元的今天,如何补上各种“短板”,如何让发展惠及更多百姓,如何让增长多一些效益,都需要我们付出更艰苦的努力。(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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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入不足问题依然存在本月初,来自河北的患者王华琳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骨科看关节病,为了看上专家号,她从来之前的两个星期就开始预约。从挂号、做核磁检查、开药,整个过程下来,医药费共用了近4000元钱。“现在看病太贵了,医生给开的两种药都不属于医保范围报销的品种,只能自己承担了。”王华琳说。随着“医改”的深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较大成效。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指出,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从2003年16.96%提高到2010年的28.56%。然而,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管理处副处长李蓉指出,根据财政部《中国财政基本情况(2008)》和《中国财政基本情况(2010)》的统计,1978年-2009年,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从0.011万亿元增长到1.754万亿元,人均从11.45元增长到1349.23元;而2009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为3994.19亿元,人均为307.24元,财政人均支出占人均卫生费用的22.77%。“因此,除去社会支出,居民个人支出比例依然较大,是全球看病个人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李蓉说。而在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虽然增长比例惊人,但是却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以沿海某家附属三甲医院为例,2008-2010年,国家财政补助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39%、2.66%和4.44%,而某市的一家三乙医院,近三年的财政补助,仅占医院总收入的1.5%、0.36%和0.45%。由于国家财政补偿不足和物价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公立医院运营成本逐年增加,使公立医院依靠业务收入维持收支平衡,医院这种收支结构导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加剧了老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也严重制约了公立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总投入严重不足。”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教授黄峻表示,我国2009年卫生事业总开支约1.3万亿,仅占GDP的2.3%,低于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要求的3%。看病贵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密切相关,总体上来看,卫生事业开支这一块太薄弱,与实际需求相比远远不够。对此,李蓉建议,要加大财政投入,调整投入结构。要根据医疗服务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需求,坚持公益性原则,建立相应的筹资方式、量化指标和投入机制。同时,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力量,逐步完善筹资投入机制、补偿机制、医保政策和价格体系。抗菌药使用率是英美的2到3倍 过度医疗状况如何改变“最近看病的经历让我非常生气。”前不久,北京居民申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就医的过程:“我颈椎不舒服,就去一家二级甲等医院做检查。医生什么也没说,就先做了B超、血液检查,之后又开上数百元的消炎药。”“医生会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我老实地说有,于是她就开了好几行字的中西药,一算有六百多元,”申女士深感不满。申女士的经历是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存在的过度医疗问题的典型案例。调查发现,抗生素使用、植入性医疗器械、大型设备检查及重症监护已成为过度医疗的重要领域。在北京某医院的一张清单上,记者看到,“髋关节置换手术”入院8天治疗费用总共为50045元,而“心脏支架手术”住院9天的费用则为78639元。其中,两个手术中代表医护人员劳动的诊疗、手术、护理费三项总计分别为2.66%和1.25%,而两个手术中材料费及化验检查费分别占了83.87%和93.49%。“这种价格结构畸形的现状,一方面导致了个人承担的费用过高,另一方面,国家要花5-11年培养一名专业医生,而这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劳动,价格如此低廉,在世界少见。”李蓉说。据统计,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而我国近5年内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在67%-82%之间,是英美发达国家的2-3倍。“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诊疗成为过度医疗的突出表现。”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主委吴刚说,而过度医疗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不完善。“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主要靠医疗服务收入、药品耗材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长期以来,由于财政投入不足,补偿机制又未建立,医院只能靠药品盈利来运行。”李蓉说,据统计,2002年-2009年,北京市直属医疗机构工资总额的构成中,财政拨款比例只占10%,90%的工资经费要靠医院的盈利收入 提供幸运飞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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